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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线阅读(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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蝈蝈小姐 发表于 2014-8-14 17:03: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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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被隔离后会怎么样?

当人们由于某种原因被迫放弃日常的社会接触而在与世隔绝中生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由动物哺育并在不与任何人接触的情况下长大的人类婴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的信息。对于这样的个体,无论日后怎样精心地进行培育,也很难使其消除智力迟钝的症状。
通过研究正常、健康的个体由于某种原因陷入长期隔离而形成的心理反应,我们可以对隔离的后果做出更加可靠的图解。关于船难幸存者奇迹般地维持了数年孤独生活的经历,有过许多历史的记载和文学描写。它们所报告的情况一律是消极的。尽管有丰富的食物和栖息之所,但与他人接触机会的丧失,马上就成了他们痛苦和沮丧的根源。其他心理症状,如幻觉、自言自语或同动物说话,也是长期隔离的常见反应。
1959年沙赫特(Schachter)以付给男性志愿参试者每人每天20美元(当时的价值比今天高得多!)的代价,让他们待在完全与世隔绝、没有窗户、只有人工照明的小屋里。受试者在固定的用餐时间得到食物,但不允许他们见到任何人,也不能阅读书报、听收音机或看电视。五位受试者对隔离的反应很不一样:一个人只在里面停留了20分钟,另一个人在里面待了8天,其余的人大约待了2天;有人报告说没受到什么影响,有人则报告说待在里面异常难熬。
看起来,人们忍受孤独的能力、所需的社会接触和社会刺激数量,是有很大的个体差异的。赫布(Hebb)、艾森克夫妇(Eysenck & Eysenck)等心理学家认为,由于在兴奋水平上存在着个体差异,因此,人们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刺激的适度水平也不同。艾森克认为,这种由生物和遗传因素决定的潜在兴奋水平差异,也能够解释外向—内向和神经质等主要个性差异。这种理论似乎暗示着,社交倾向与一个人的基本个性模式及其遗传学和生理学构成有关。虽然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理论,而且是把社会行为和生物学变量联系起来的一种不多见的尝试,但艾森克的理论模型所提出的问题在心理学文献上尚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暂时性社会隔离还会产生另外一些有趣的后果。在社会接触被剥夺期间,人们通常变得极易接受新的体验和影响,能体验到生动的梦境、幻想乃至幻觉。在极度与世隔绝中生活的人所报告的“幻想”和“幻象”,至少有一些是由宗教信仰因素造成的,比如隐士或僧人的幻觉就属于这种情况。隔离还使人极易接受外界影响。短期隔离有时还被用于诸如劝人戒烟等治疗目的。在社会隔离期间或之后进行这样的交流,其效力比在其他情况下要大得多。如此看来,我们都需要与自己的人类伙伴进行社会接触以保持正常的心理调节,尽管在个人究竟接触多少才“最适宜”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社会接触被剥夺是令人烦恼的,它会把大多数人弄得晕头转向而易受他人左右。

二、人为什么喜爱交际?

人类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懈地寻求相互交往?我们和别人在一起是为了摆脱什么呢?对人类喜爱交际的原因有几种心理学解释。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别人的陪伴本身起着奖赏和强化的作用。也许是由我们的进化史决定的,我们倾向于更多地把他人看做自己的良好体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坏体验之源。这种“习得体验”(learning experience)最终造就了一切潜在的社会接触。
另外一些理论则认为,与他人交往是使我们能够评价自我的必要条件。按照这种观点,在缺少其他客观标准时,人类便运用社会性比较的方法,对照他人来评价自己。没有同他人的交往,我们就很难评价自我,并形成始终如一的自我形象。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自我概念主要是一种社会创造物,是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并根据我们从交际伙伴那里接收的反馈信息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另一种关于人们喜爱交往的解释——社会交换论——则认为,我们之所以寻求人际交往,是因为与他人合作比起独自生活来,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大的酬赏和满足。所以,交际是我们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因此而获得奖赏的必要手段。
和别人在一起还有助于减轻压力,所以,为某些事情而焦虑或担忧的人常常找人做伴。沙赫特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证实了这种倾向的存在。一些女大学生被告知,她们在实验中将会受到一些电击。其中有些受试者被告知说,电击时没有疼痛感,就像用手抓了一下一样。另一些受试者却得到通知说,电击时很痛,但不会留下任何后患。然后告诉所有受试者,实验装置正在调试,会耽搁几分钟,问她们是愿意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等候,还是愿意到另一间屋子去和别人一起等候。
沙赫特预料,预先得知电击很痛而忧心忡忡的女人,可能更愿意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等候。结果,32位心怀这种焦虑的受试者中,有20位选择了和别人在一起等候实验。30位低忧虑的受试者中,只有10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见,人们在为某些事而焦虑或紧张时尤其需要别人陪伴。在继续进行的研究中,要求处于焦虑状态的受
试者进一步选择,是愿意和预知电击疼痛的人一起等候,还是愿意和没参加实验的人一起等候。结果,大多数受试者选择了和与自己的境遇相同的人一起等候。这说明,与境遇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一起对于减轻焦虑是特别有效的。因为“同病相怜”!但是,别人在场是否就能使我们的感觉更好一些呢?这也取决于特殊的情境。在人们因等待参加令人难堪(而不是使人感到疼痛)的实验而焦虑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单独去等候。

三、为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体态吸引力在一种个人关系能否从没有接触进展到第一级水平(单相识),以及从单相识进展到第二级水平(表面性接触)方面,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相貌——一个人可见特征中的首要特征——通常是人们决定是否与其所认识的人进行交往的基础。在几位年轻姑娘中你会邀请哪一位跳舞?在鸡尾酒会的众多客人中你将找谁攀谈?在几位空闲的商店售货员中你愿意请谁提供购物服务?对这些情境只要稍微想一下,你就会认识到体态吸引力在你做出这些决定时是何等重要!这些人的相貌对诸如此类的选择起着主要作用;未被选择、确定为交际对象,便意味着个人关系的发展在单相识阶段就终止了。
体态吸引力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呢?美貌主要还是存在于观看者眼中。定义吸引力没有固定不变的科学标准,今天被认为有魅力的东西,到了明天也许就不那么富有魅力了。比如,审视一遍不同时代的油画,你就会相信关于女性美的观念在几个世纪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魅力观念,而我们关于体态魅力的标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在不断改变。
美貌的确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品性:甚至微小的表情变化也能影响魅力评分。对美貌的判断还取决于我们即时做出的比较:一位女大学生被评价为比平时缺乏魅力,只因为对她做出评价的男生刚看完一部表现具有美丽容颜的女人的电视剧——《霹雳娇娃》。对于魅力标准来说,
关键在于其为一定年龄、阶层、地位或地理区域内的人们所共同持有。所有接受这种标准的人都知道相貌“漂亮”极其重要,都可以从容地评价彼此的体态外貌。
我们生命中的特定时期,如青春期,几乎是以对体态外貌的痴迷为标志的。我还记得,在我的青年时代,穿着打扮几乎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姑娘和小伙子们无论是在娱乐场所跳舞还是在单位工作,总是保持着漂亮的仪表。尽管相貌漂亮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心理学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对来说却是起步较晚的,真正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到1974年才出现大量有关体态吸引力的研究文献。阿伦森对人们长期忽视体态吸引力研究的原因做了如下推测:“很难弄清楚体态吸引力的作用为何没有被更系统地加以研究。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愿去寻找表明漂亮女人比不漂亮女人更招人喜欢的根据——这样做不晓得为什么好像不民主似的。”
尽管人们对自己的长相多少有些无能为力,但研究者们确实发现了阿伦森所猜想到的情况:体态吸引力在人物评价方面起着主要作用。戴恩、伯施艾德和沃尔斯特希望证明“是否存在体态吸引力的定型,如果有,就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研究这种定型的内容”。这种研究的程序很简单,在以后的许多研究中也具有代表性。在研究过程中,向受试者出示一些人物照片,照片上的人事先已被分为体貌有魅力、无魅力或一般三类,要求受试者根据多项差别量表对其进行评定。评定结果表明,长得漂亮的人,除胜任父母能力一项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评价。
有魅力的人被认为人格更高尚、更加幸福、更有能力、更可能结婚——但相貌一般的人被认为更胜任做父母。(不知为什么唯有父母的身份被认为是与相貌漂亮无关的。大概因为人们认为长相漂亮的人更惯于朝秦暮楚?)这些评价本身令人惊奇。你是否也发现,这些判断实际上是在受试者只看到这些人的长相而对别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呢?他们的判断显然道出了有关他们自己的期望和内隐个性观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其中体态吸引力明显地起主要作用。
体态吸引力还具有许多别的优势。相貌漂亮的人走到哪里都受到优待。兰迪和西格尔(Landy & Sigall)发现,同一篇小品文,在其作者被描述为是一个有魅力的而非相貌平平的女人时,就会得到男士们的倍加好评。看来,我们好像都认为“美就是善”。人们还认为,相貌漂亮的人应比无魅力的人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较少的罪责。戴恩(Dion)发现,不招人待见的孩子犯了错误,一般被认为很严重而且可能再犯;而一个招人待见的孩子在同一时间犯的同样错误,却被认为不那么严重而且也不大可能再犯。埃弗仑(Efran)让一些大学生扮演大学模拟法庭上的角色,对另一些被指控有不端行为如考试作弊的学生做出判决。结果,陪审员不太愿意相信相貌漂亮的被告受到的指控,判决中也很少有严厉的词句。
然而,“美就是善”这个假定具有一些明确的限制条件。当人们发觉一个人在利用他的漂亮相貌来逃避什么的时候,那么对体态漂亮的人的判决便尤为严厉。西格尔和奥斯特洛夫(Sigall & Ostrove)指出,如果一个漂亮女人利用她的美貌去犯罪(诈骗),她就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但如果从事与她的美貌无关的犯罪活动(偷窃),罪行虽然严重,却会得到比别人更宽大的处理。甚至连微笑也可以起到和美貌一样的作用:福加斯、奥康纳和莫里斯(Forgas,OConnor & Morris)的一项研究表明,微笑的学生与他们不微笑的时候相比,受到的好评更多,而他们因过失所受到的惩罚却更轻。
人们为何如此坚信美貌与好的个人品性有联系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美貌产生了“光环效应”,这是第四章所谈到的一种现象。也可能是相貌漂亮的人确实更有能力和技巧吗?在“美就是善”这个普遍的信念中包含着真理吗?戈德曼和刘易斯(Goldman & Lewis)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事先被评定为体态漂亮的大学生与某个实际上看不见他们的异性伙伴交谈(通过电话)。谈话结束后,要求每个学生对他们(没看见)的谈话伙伴的可爱性、焦虑和社交技能做出评定,并说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想与此人见面。
令人惊奇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没有见面接触,长得漂亮的学生比起不漂亮的学生来,的确被谈话伙伴评定为更可爱、更有社交技能。这说明,在对漂亮者的普遍成见中也许真有某些合理的东西。虽然这些人的出身也许并不优越,但很可能是漂亮的人从童年起就和他人有更好、更得意的交往。因此,他们可以成长为更有能力和更可爱的人。

四、自我表露的艺术

一旦个人关系发展到表面接触或互有好感阶段,推动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就是双方适量的自我表露。向对方介绍你自己并探知他的情况,是一种加深个人关系的有效方法。乍看起来,自我表露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活动。谁、能对谁、在个人关系的哪一阶段、表露什么,这些都是由精细的协调规则和要求来调节的。关于自我表露的研究是由朱拉德(Jourard)开创的,他设计了朱拉德自我表露问卷。该问卷由60道个人交谈话题组成,实验时要求受试者从中选出与各种潜在伙伴交谈时感到舒服的不同话题,并对它们进行排序。
朱拉德以这种方法表明,大多数人头脑中存在着明确的“可表露性”等级。与气候、公共事务、爱好、兴趣、态度、工作等联系较多的特定话题,是可以毫不犹豫地
加以表露的。其他与金钱、身体个性或性行为等有关的话题,除非个人关系已达到十分亲密的水平,通常是不向一般人表露的。在谁向谁表露的问题上,还存在着重要的性别差异。女人对自己的母亲表露得最多,其次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最后是父亲;男人也对自己的母亲表露得最多,接下来的顺序是男性朋友、父亲,最后才是女性朋友。表露的程度也随双方的喜欢程度而变化。
按照朱拉德的观点,能够表露自己,对于保持正常的心理调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通过自我表露,我们才获得了相互支持的亲密社会接触;没有自我表露的生活将是使人无法忍受的。实验结果表明,男性的自我表露一般比女性要少得多,这也许是男性紧张和患病的主要原因。
朱拉德还指出,自我表露在个人关系发展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两个人之间一旦建立起接触,彼此都向对方‘暴露’自己,他们的个人关系便会继续协调发展。不仁换不义,真情换坦诚。这是个普遍真理。”自我表露还是促使表面接触的个人关系转变为亲密接触的手段。正是通过内心表露,“扮演着相关角色的陌生的人们,便协力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亲密的增加即使不为某一方所欢迎也能为其所容忍”。现在似乎完全可以认定,任何特定的个人关系都有一个能为双方所容忍和预期的自我表露的“最适宜的”度。如果双方在这一适度范围内逐渐、缓慢地增加自我表露,会有助于加深和发展个人关系。
但是,单方面、大幅度地增加自我表露,可能会产生反作用。鲁宾发表了一项实验结果。他在这项实验中考察了低、中、高三个等级的自我表露在表面性接触阶段对吸引的影响。他的受试者是在机场休息厅候机的旅客,实验者们接近这些人,请他们看一页手书,并请他们根据书法水平对书写者个人做出判断。实际上这些手书上的书法都是同样的,只不过书写的内容不同,有的包含着低度亲密的自我表露,有的包含着中等亲密的自我表露,还有的包含着高度亲密的自我表露信息。结果表明,高自我表露的个人不一定被评定为最有吸引力。事实上,中等水平的自我表露比极高或极低的自我表露更招人喜欢。
我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不过我们不是以书写信号作为刺激物,而是使用录音磁带。我们要求受试者根据一个人录在磁带上的讲话音质,对他做出评定。实际上,这些讲话声音都是同一个人的,但所说的内容不同,也是按照从低表露(比如,谈论天气)到高表露(比如,谈论个人的性生活)的变化而编排的。我们的实验结果和鲁宾的实验结果基本上一致。中等自我表露的对象比太高或太低表露的对象更招人喜欢。太少的自我表露和太多的自我表露一样,得到的是否定性评价。过快地表露出非常亲密信息的人之所以受到疏远,大概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不是精神失常,就是谋求从我们这里得到我们尚未准备回报的同样高水平的亲密表露。这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高自我表露者可畏,而且也令人生厌。
既然在正常的个人关系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自我表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完成协商和调节彼此的自我表露策略这样一件复杂的工作呢?戴维斯提出,存在着三种选择可能性:(1)双方可以争夺表露控制权,这是当彼此在个人关系中投入很大时可能出现的情况;(2)双方可以经过坦率的讨论,共同来决定他们认为合适的亲密水平;(3)一方可以承担个人关系“管理者”的角色,主动地逐步提高自我表露的水平。戴维斯在研究这些选择性方案时发现,在缺乏其他指令的情况下,受试者易于采用第三种策略。一方倾向于承担起提出增加亲密性话题的责任,另一方则默默地接受这种安排。当双方都鼓足勇气坦率地讨论亲密性问题时,第二种即民主的自我表露策略往往是最可能采用的。
因此,自我表露是个人关系尤其是亲密水平逐步提高的个人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调节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的自我表露水平和程度方面,文化规范起着主要作用。性别和个人背景差异以及相互性的需要,对于谁表露什么,也发挥着重要影响。自我表露活动潜在地受到交际一方或双方共同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我们敞露自己的心扉的本领大概是一种心理需要,是使精神得以健康调适的必要条件。

五、有趣的爱情理论
爱情似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人际吸引形式的情绪。但是,爱如果是一种情绪,它就很可能受到同其他情绪完全一样的心理活动的影响。按照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绪二因素理论,情绪由心理兴奋和我们给其附加的认知标记两种成分组成,后者是人们根据当时可以获得的信息而将兴奋解释为某种情绪。应用这一观点来看待爱情,我们可以设想爱情也是由这样两个独立成分构成的,即兴奋和认知标记。
换句话说,“爱恋”不是一种基本的人类体验形式,我们必须“学会”识别那些使得我们将自己的兴奋情绪标记为“爱情”的提示。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提示便是,存在一个异性伙伴,我们可以接近他,而别人不可以(排他性)。什么可以被标记为爱情,也取决于我们周围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爱情成分的权威界定可以截然不同。乍一看,这样一种标记理论也许使人难以接受,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爱情体验是一种独特的、易于识别的感情。我们“知道”自己何时在爱就行了,不必像沙赫特和辛格所说的那样去寻找适当提示来解释自己的兴奋。
伯施艾德和沃尔斯特(Berscheid & Walster)根据沙赫特和辛格的思想,并使用同样的自我归因框架,提出了一种爱情理论。他们把爱定义为由两种成分构成:(1)兴奋,(2)对该人来说这种兴奋可以被标记为“爱”的适当提示。这个模型是说,一个人体验到的生理兴奋——不论它产生于何种原因,只要周围的提示是恰当的——越强烈,他便越感觉到在“爱”。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把兴奋的原因归结为爱,任何兴奋都能导致爱意增加。有几位实验者试图创造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由某种外部因素引起的兴奋伴随某些提示“爱”的适当标记同步出现。
达顿和阿伦(Dutton & Aron)按以上设想做了一个实验。正处于兴奋状态中(刚走过一座摇摇晃晃的悬桥)或处于非兴奋状态中(走过一座稳桥)的男性受试者,受到一位俏丽女人的探访(爱的适当标记),或受到另一位男人的探访(爱的不适当标记)。结果证实了伯施艾德和沃尔斯特的理论:受试者在兴奋状态中遇见那个女人时,更为她所吸引,而对那个男访问者的感情却未受到兴奋的影响。在一项辅助研究中,达顿和阿伦发现,因等候预料中的电击而处于兴奋状态的男受试者,与未受到这种兴奋操纵的受试者相比,也更为一个实验者安排的女人所吸引。但这些研究结论具有不充分性。因为在由恐惧或焦虑引起的这两种兴奋情境下,那个女人之所以被喜爱,更可能是因为她的出现具有酬赏和减轻焦虑的作用,而不是由于任何真正的吸引。
怀特、菲什拜因和拉特斯坦(White,Fishbein & Rutstein)的两项实验结果表明,对兴奋的错误归因确实能促成爱的体验。在第一项研究中,兴奋是由中性的体操表演操控的。被体操表演激发进入兴奋状态或未被激发、没有进入兴奋状态的男受试者,分别观看了两位他们预知以后会见到的女大学生的录像。其中一位女生的相貌和举止很有魅力,另一位则没有魅力。有魅力的女生说:“她正期望同大家见面,尤其想见到受试者,她现在没有男朋友。”她穿着显示体态魅力的紧身衣,烫头发并化了妆。没有魅力的女生则“穿着松垮的、无魅力的服装,用害感冒的声音说话,头上包着围巾……并做了一番枯燥无味的讲演”。看完录像,要求受试者从三个方面评定他们看到的女生:(1)一般的个人品质;(2)自己喜欢她的程度;(3)自己爱她的程度。与未唤起兴奋的受试者相比,兴奋的受试者更为那位有魅力的女生所吸引,而对那个无魅力的女生则更无动于衷。
这项研究表明,兴奋不仅能导致爱恋——如果对象合适的话,还能引发相反的感情:兴奋者比未兴奋者对无魅力对象的判断要坏得多!看来,在对象为有魅力的女性时,兴奋的受试者大概会把自己的兴奋错误归因为爱恋,而在对象是无魅力的女性时,他们则会把兴奋错误归因为反感或厌恶。

六、越受阻越相爱: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兴奋产生的最常见的根源之一是挫折。当相爱者发现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来自经济上的、宗教信仰的或父母的压力阻挠着他们个人关系发展的时候,其反应往往是愈加相爱和依恋。的确,西方许多经典的艺术和文学著作都阐释过这个原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大概是家喻户晓的例子。按照伯施艾德和沃尔斯特的理论,这种由挫折激发的兴奋,也许是经过相爱双方的再解释而使他们变得愈加相爱的。
德里斯科尔、戴维斯和利佩茨(Driscoll,Davis & Lipetz)研究了外部障碍对爱情关系强度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让91对已婚夫妻和49对未婚夫妻完成一套量表,以测量爱情、信任、交往和父母干涉程度。结果表明,对已婚夫妻来说,父母干涉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但对未婚夫妻来说,那些遭到父母干涉的受试者表达出更强烈的爱恋。在后来的追踪研究中,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同事们还发现,父母干涉的变化与相爱者爱恋变化互相关联,从而清楚地证实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的存在。
我们也许应该注意,在德里斯科尔等所研究的情况中,来自父母的否定性反应在进行实验时已经被成功抵制。无疑,许多有前途的关系未能牢牢扎根,使得“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未能发生。我们也可以杜撰出“蒙塔古和卡普莱特效应”这样一个术语,来描述那些于真正强烈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前就被外部作用成功拆散的爱情关系。不过,只要在最初的冲击中幸存下来,外部冲击造成的挫折就很可能使脆弱的爱恋得到加强。

七、亲密关系的发展阶段
爱情只是人们之间投入亲密感情之关系的一种形式,尽管它也许是一种最强烈的形式。其他许多亲密关系,如友谊、母爱、父爱等,也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怎样才能更好地描述出不同种类的亲密关系的不同特点呢?你也许还记得莱文杰和斯努克提出的个人关系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对达到亲密阶段的个人关系的发展方式谈得比较少。莱文杰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测量相互依赖的等级呢?高、低P—O(个人—他人)交往分界的最佳标志是什么呢?”他认为,亲密关系大致上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不时的强烈感情,广泛的行为相互依赖,以及长期的持续性。
确实有一些实验证据支持了这种观点。兰蒂斯和莱文杰(Rands & Levinger)要求他们的受试者评定亲密程度和性别构成不同的成对伙伴表现出不同行为的可能性。评定结果表明,他们是按照两个主要的归因方向——情感相依和行为相依——来区分不同种类的亲密关系的。也就是说,双方的关系越密切,共同行为活动的数量越多、范围越大,他们之间的情感涉入和相依性也就越大。性别构成也在其中起作用:男性伙伴间的情感相依性,被评定为明显地少于女性伙伴之间或异性伙伴之间的情感相依性。然而,亲密性的增加不仅意味着彼此间越来越增加好感:互相批评和周期性地闹别扭也成为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交际双方有时候必然要进行谈判,确定彼此的需要,解决活动中的冲突。人们常常用交换理论来分析亲密关系中的“予”和“取”。一种理论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代价和利益,对一种亲密关系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在考察了这几种作用之后,莱文杰提出了长期个人关系的五阶段发展模型,为便于记忆,简称ABCDE。其中,A阶段指亲密关系初期的吸引。B阶段指亲密关系的构建。C阶段指持续时期,是亲密关系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可以采取几种形式,比如:(1)持续地成长为双方满意的相互依赖关系;(2)志趣相投,但共处时没有激情;(3)不稳定的涨落型亲密关系。D阶段指关系的衰落或恶化。E阶段是终止阶段,它指的是通过死亡或某种别的分离形式而造成的关系终结。
在亲密关系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还受到共同文化传统和规范的影响,在亲密关系的“范型”中可以发现这些传统和规范的表现形式。

八、别人的行为会影响你吗?
社会生活中最使人迷惑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众多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基本上都有很大差异的人们,居然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组织、团体和社会之中。这是怎样做到的呢?是什么力量迫使人们为了加入更大的社会组织或群体,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独特的个人意志和习惯呢?显然,能够遵从和接受我们所属社会组织的近乎专横的规范,是人们交往的基本条件。一切人类群体,包括社区组织、工作小组、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只有在其成员遵从一定规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所有的群体都倾向于制定自己不成文的(或成文的)行为准则,要求其个体成员遵循。这种遵从何以成为可能呢?迫使我们像他人那样行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从众研究所涉及的问题。
关于从众的最基本的事实,大概是群体中的人们容易近乎盲目地发展共同的、以众意为准的行为方式或观察方式,甚至在完全没有客观理由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如此。谢里夫(Sherif)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证明了这种倾向的存在。他利用了人们在漆黑暗室中常有的错觉——一个静止的光源,看起来却好像在游动(所谓似动效应)。受试者在估计该光源运动情况时所提供的判断通常有很大差异,其相差幅度从几厘米到一米,甚至更大。
谢里夫将社会因素引入了这种本来就有模棱两可解释的情境。他要求人们在别人面前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人开始时的判断自然是十分不同的。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受试者们便开始修正自己的判断以求与他人取得一致。最后,这些判断终于统一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群体规范”上来了。这个实验展现了一种近乎纯粹的从众形式。它说明,在缺少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我们似乎都跟着别人跑,我们好像有一种无意识地与别人想法趋同的倾向。
这种群体规范一旦被确定下来,受试者们便会理直气壮地采用它。在后面的个人实验中,他们的判断继续与前面的群体舆论保持一致。人们难道会坚持纯系人为制造的群体规范吗?雅各布斯和坎贝尔(Jacobs & Campbell)通过计算该受试组中一个“小团伙”的判断,建立起这样一种人为规范。该“团伙”的成员一致坚持光源移动比常规高得多的判断(15~18,而不是“常规”说的35)。然后,他们保持着每判断一次就替换一位受试组成员,直到组内的每个位置都更换了几次新人为止。他们发现,直至受试组全体成员换到第六代新人,还是保持着那个人为制造的规范!好像那个小组里都是因循守旧的人,甚至在最初采用那种规范和习惯的理由经过很长时间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
如果判断所涉及的不是可做多种解释的刺激物,而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对象,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当别人的判断明显错了的时候,我们还会去追随吗?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不”。阿希详细考察了这种可能性,并得出了一些非常出人意料的结果。他让受试者对清楚可见的线段长度做出简单的判断,例如,判定三条线段中哪一条与第四条标准线一样长。这是一件极容易完成的工作,每个人在单独被提问时,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但阿希感兴趣的是群体影响。他设计了一种情境,使几个人(都是实验者的助手)在最后一个人(唯一“真正的”受试者)之前下判断,然后再让最后那个人下判断。在前几轮实验中,实验者那几位助手的回答显然十分正确,真正的受试者也和他们一样。然而不久,那几个人开始一致给出错误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那个受试者,你会怎么做呢?是否定那些人的错误,给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还是追随他们,做出明显不正确的回答?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大约有35%的受试者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他们甚至在错误十分明显的情况下遵从了那伙人建立的规范。
阿希还考察了一些影响从众的具体变项。例如,群体越大,从众压力真的就越大吗?有趣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一个三人或四人小组产生的从众压力,几乎与一个大得多的群体同样大。但在一些现实生活情况下发现了不同的结果。米尔格拉姆(Milgram)研究了日常生活场所——纽约一条繁华街道上——的从众情况。他让同伴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座办公楼第六层上的一扇窗户。当只让一个同伴这样注视时,从众率很低,只有4%的过路人仿效。当让5个同伴一齐仰望那扇窗户时,从众率增加到16%;让10个同伴这样做时,从众率是22%;而让15个同伴这样做时,从众率则达到40%。也就是说,群体规模的增大,进一步增加了从众影响。但是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阿希和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从众压力种类是极为不同的。
按照阿希的观点,影响从众的另一个因素是支持者的出现与否。阿希发现,在至少还有另一个人也不同意错误的群体判断时,从众倾向便随之呈现出显著下降。受试者这时不再感到自己孤立了,并明显地增强了“抵制”那伙人的勇气。
随着阿希的发现,其他许多心理学家也对从众研究发生了兴趣。格鲁茨菲尔德(Crutchfield)设计了使受试者不再面对而坐的分隔间,并在他们单独坐在分隔间接受实验时,将据说是其他群体成员的选择通过电动显示器通知给每一个人。即使在这种大大降低了“群体压力”的情境下,他人的看法(实际上是由实验者自己操纵显示器而提供的)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受试者仅仅通过显示器获悉其他受试成员都认为一个判断是真的,就可能不由自主地赞同这种近乎荒谬的看法(例如,“据概率统计,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估计为25岁”或“男性身高平均比女性高8~9英寸”)。
从众的程度还取决于受试者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米尔格拉姆比较了法国和挪威受试者在判断声调长度时的从众程度。他发现,生活于个人主义和异源文化中的法国人,与生活在珍惜团体精神和一致性的同源文化中的挪威人相比,其从众倾向要小得多。肖维尔等(Shouval et al)提供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文化差异例证。在现今居住在以色列的儿童中,那些过去生长在苏联的儿童与一直生长在以色列的儿童相比,前者的从众倾向要大得多。原因很容易找到:因为过去曾生活在苏联的儿童需要懂得纪律和服从,生长在以色列的儿童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度过的是顽皮、冒险和坚持个人权利的童年。以色列成年人似乎也残留着“顽固的个人主义者”品性。曼恩(Mann)在一项关于耶路撒冷公共汽车站排长队的候车人的从众倾向研究中发现,需要有6~8人站成一队时,才能促使多数新来的人排到队伍后面。看起来,“在耶路撒冷,排队候车并不是一个很牢固的习惯”,而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如英国,这种公共从众(public conformity)的形式是高度发达的。

九、群体更爱冒险
在某些情况下,群体容易做出缺乏理智的决定。在一个凝聚力强的群体中,“群体思考”会使人们对可利用的证据做出带有偏见性的评价。但群体在我们的社会中常常是担负决策任务的机构。一项决策越重要,越可能委托给一个群体而不是单个人来完成。陪审团、审查组、内阁、委员会和公司董事会,全是根据群体在决策方面优于个人这一假定而运作的。群体作为决策机构而广泛起作用,与西方社会的民主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人们不仅认为群体更具有代表性,而且还相信群体不大可能做出极端或不合理的决定。
然而,关于群体比个人要少走极端的假定并非总是正确的。许多证据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群体也许会比其个体成员更加极端、更能冒险。有几项研究发现,在决定可接受的冒险程度时,群体比个人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大的方案:会产生一种“冒险性转移”效应。在这种典型实验中,个人被置于常见的困境之中,并问其在多大的风险程度上准备选择冒险性方案。例如,向一位职业稳定但收入较低的工程师提供一份在新公司有风险但收入较高的工作——如果成功的机会是十分之—、十分之二……他会在何种冒险程度上接受这份工作呢?之后,同是这些个人被分配到群体中,并要求他们再次通过同样问题的测验,但这一次要求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而形成意见一致的共同决定。使人惊奇的是,在大多数问题上,群体抉择承受的冒险程度始终比个人要大。
我们该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效应呢?群体真是通过“压制”极端观点和行为而做出谨慎、从众决定的吗?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群体又诱导人们向冒险性转移了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群体决定所负的责任扩散了。既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冒险性决定负全部责任,那么每个人便倾向于更冒险一点。另一个可能的解释与领导才能有关,或许最“甘冒风险”而走极端的个别群体成员正是最有说服力的领导者,以致该群体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激进主张。至少有一些研究说明,主张越激进的人,对自己的判断也越坚信。
不过,另有一种解释认为,在诸如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常把冒险视为具有肯定性价值的社会中,群体成员们也许都会争着去冒险,而这在他们作为个人进行决策时是不会发生的。莫斯科维奇和扎瓦洛尼(Moscovici & Zavalloni)还提供了一种解释:群体讨论产生的一种结果,是使个人越来越亲身涉入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其主张的正确性以及自己实现那些主张的力量的自信都得到了增强,其结果是,他们不仅未放弃原来的激进立场,而且还赞成并忠实地奉行比原来更激进的主张。
对这种所谓的“冒险性转移”现象进行了若干年的研究之后,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探究群体是否在其他非风险性决定上也更极端的问题。这些研究已获得了一些证明极端性转移普遍存在的证据:群体在诸如态度、价值、个人知觉判断和群体范型判断等问题上的决定,全都比个人在完全相同的问题上所作的判断更极端。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们观看了9个不同的人聚会的录像,先让受试者分别谈谈自己对这些人的印象,然后,再让他们于小组讨论时一起谈印象。我们又一次发现,群体的判断是更极端的。在进一步研究中,我们让受试者判定一个被抓住的作弊考生是否负有责任,他应受何种处罚。结果,群体做出的责任归因判断比个人的更加极端,而且倾向于施以更严厉的惩罚。
鉴于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群体决策,我们从这些研究成果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能说像陪审团或审查组这样的群体确实具有做出不合理的极端裁判的倾向性吗?幸运的是,这个问题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严重。群体成员之间展开完全自由的、无禁忌的和非正式的讨论,允许群体成员高度的个人参与,这对于群体极端性转移的发生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一般来说,这并不是正式决策群体所采用的决策程序。正式群体的决策一般需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受时间限制,并服从正式领导者或会议主席的权威。在这些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就不是群体冒险性转移,而是与此相反的谨慎性转移了。
关于群体讨论能明显造成从众的研究认为,只有在非正式群体中,群体意见才可能比个人意见变得更加极端。这样说来,朋友、邻居、同事等群体的无拘无束的讨论,很可能是这些非正式群体的极端态度和意见产生的根源。而在官方决策群体中,这种自由的讨论就不大可能引出极端的意见。这的确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会。我们好像都愿意加入邻居或熟人群体的非正式讨论,而对正式群体的讨论就不那么热心了。总之,群体转移效应在私人气氛中比在正式的公务气氛中更可能产生出偏激主张,即初级群体比次属群体更可能提出极端的意见。

十、“入伙”要谨慎

群体中的交际是能在大家非常满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这需要经验。对于群体行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不寻常的互动强度了。在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中,要达到巨大的情感涉入和亲密阶段,也许需要数年时间。然而,即使在非常短命和表面性的群体中,也可能诱发强烈的情绪和关联。请想想球迷在足球场上看到自己的球队进球时,以及与一大群本来素不相识的人在酒吧交往时的行为方式吧。“处在”一个群体中并“充当”该群体的成员,是我们可能具有的最强烈、参与性最强的交际经验。所以,“速成”群体常常被用于达到治疗性或操作性目的,就不足为怪了。勒温是最先使用“训练性群体”(T群体)作为论坛,来发挥其改造个人和社会的作用的。在这种论坛的早期形式中,群体讨论只是用来培养成员新知觉和新态度的手段。
当今时代,以群体作为实现转变的手段已非常普遍。许多电台和电视台的周末节目经常由商业性的自我改善组织推动,使用群体压力的极端形式使人们“反省”自己个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缺点,以期带来改善。虽然大多数人都报告说,参加这种活动有所受益,但还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说明从这种体验中获得了持续长久的有益改善。当然,群体体验是真的改造了人们,还是仅仅影响人们对自己做出了更加肯定的描述,是不容易判定的。这种强化性的群体培训可能还具有危险性,因为强迫从众和服从会给可能身心失调的个人造成压力,还会使他们失去自己认为正常的社会性支撑力量。有大量事实说明,不审慎的群体训练科目会加速人的心理崩溃。
谈到这种商业性交际自省群体,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种自省体验的金钱方面。一个或许付出了几百美元来度过被人申斥和辱骂的周末的人,不可能承认那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正像阿伦森和米尔斯的研究所清楚地表明的,加入一个群体的入会价越高,其体验越值得怀疑,人们就越可能感到非要捍卫自己的加入权不可,越可能感到要牢牢地委身于那个群体。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群体节目的制作成本与人们为这种“服务”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尽管人们持有这种保留态度,但训练性群体作为一种实现转变的手段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精神疗法的观点,群体会谈的主要作用可能在于确定和强化适应性行为。在经营活动中,群体常常可以改善士气,传授新的技能,增加人们对公司的忠诚以及公司内部的凝聚力。许多其他的交际性群体可以为人们提供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刺激性、启迪性和娱乐性体验。在我看来,这种群体体验的代价越高,你就越可能正在陷入一种剥削性、商业性的训练计划,在这种训练中,心理学原则很可能已降到了次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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