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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 《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在线阅读(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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蝈蝈小姐 发表于 2014-8-15 14:4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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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谁决定了“我们”的意志?——社会意识的进化
  为了救5 个人,可以杀死1 个人吗
  针对是否存在普遍道德推理的问题,马克· 豪瑟(MarcHauser)和同事们采用了另一种办法。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经典的火车推车困境,题目由哲学家菲利帕· 福特(PhilippaFoot)和朱迪思· 贾维斯· 汤姆森(JudithJarvisThomson)设计。豪瑟预测,如果道德判断是理性过程带来的结果,那么,面对抽象的道德问题,不同年龄和文化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请阅读以下文字,看看你的回答会是怎样。
  一辆铁轨上用的推车失控,朝着5 个人直冲而去,要是它继续在这条轨道上前进,这5 个人全会被撞死。救下这5人性命的唯一办法是,推车上的乘客丹尼斯扳下开关,把推车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上去,那条轨道上只有1个人。丹尼斯应该为了救5 个人而撞死这1个人吗?
  来自世界各地的20 多万名受访者中,有89% 的人回答说,丹尼斯应该扳动开关。但要是换了以下这个问题:
  和之前一样,一台轨道推车失控,即将撞死5个人。弗兰克正好站在轨道上方的行人天桥上,身边还有个大块头的陌生人。弗兰克和陌生人所处的位置,正好在迎面而来的推车和轨道上的5名工人之间。如果他把大块头陌生人推下桥,卡在轨道上,就能停下推车。陌生人会死掉,但5名工人能够得救。弗兰克应该把陌生人推下桥害死,来救下5 名工人吗?
  这一回,89% 的人会回答,不应该。不管在什么年纪、什么群体中,这个结果都惊人的统一,尽管两个困境中的实际人数没有区别(为了救下5个人而牺牲1个人)。研究人员询问受访者何以做出了这样的答复,受访者们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但无一特别具有逻辑性。根据我们对解释器模块的认识,解释各种各样是意料中的事。神经科学家关心的并不是人们给出的解释,而是想知道大脑里是否存在道德推理中心或系统,哪种困境能将之激活;做出道德决策时,大脑的哪个区域会呈现活跃状态。
  乔舒亚· 格林(JoshuaGreene)和同事们很好奇:在上述两个场景中,人们使用的是大脑的同一部位吗?他们使用脑成像实验,在受试者确定答复期间扫描其大脑。第一个困境是一个与个人无关的场面(扳动开关),此时,与抽象推理和解决问题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增加;第二个困境则是一个事关个人的场面(要和陌生身体接触并将之推下去),与情绪和社会认知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增加。
抑制自私
  我们往往认为,与公平相关的困境肯定是道德困境。最后通牒博弈就是与此有关的一项知名发现。
  博弈有两人参加,而且只允许玩一轮。研究人员拿给其中一人20美元,他必须和另一名玩家分配这笔钱。拿到钱的玩家只能决定分配的百分比。如果对方玩家接受了前者的提议,两人都可留住自己手里的钱。可要是对方玩家拒绝了分配方案,那么两人都拿不到一分钱。在理性的世界里,不管第一位玩家提出怎样的提议,对方玩家都应该接受,因为不管怎么样说,后者总能有所得。但人们的反应可不是这样。他们只有在自认为提议足够公平,也即自己至少得到6~8元钱的时候,才愿意接受。
  恩斯特· 费尔(ErnstFehr)和同事们利用经颅电刺激干扰受试者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运转,发现要是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受干扰,碰到数额较低的提议,人们仍会判断其有失公平,却愿意接受。由于打压这一区域增加了人对不公平提议的自私反应,它表明该区域正常而言会抑制自私(接受任何提议),减少自私冲动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故此,也就在实施公平行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关这一区域抑制自私的更多证据,来自达马西奥的团队。该团队为小时候这一区域就受了伤的成年人进行了道德测试。受试者的答案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行为也如此。他们表现得缺乏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抑制,不接受他人的观点。成年后才产生这类病变的人(如达马西奥以道德两难困境测试的患者)能够进行更好的修正补偿,这表明,幼年对获得社会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第6章 人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吗?——正义的证据
    责任并不在大脑中
   从责任的角度说,法律是从如下简单模式来考察大脑的:正常的大脑中有所谓的“实践推理器”在畅快地运转,产生行动和行为。个人责任是大脑“实践推理器”正常运作的产物。大脑可能会遭遇一些事情,如病变、受损、中风或神经递质失常,让“实践推理器”无法正常运转,削弱大脑的能力,
   故此也就削弱了责任,而当事人也就能免于承担责任。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被告还必须有“犯罪意图”,或明确的邪恶用心。
   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脑扫描改变了两例死刑判决。1983 年,西蒙· 派雷拉因为犯下了两宗一级谋杀罪,两次被判死刑。然而,时隔21年后的2004年,法庭接受了大脑扫描的证据,这些证据在重审听证会(召集重审听证会是因为检察官行为不当)上说服了陪审团:派雷拉不应当承担死刑处决,因为他的前额叶是畸形的,损害了他正常行事的能力。于是,派雷拉又对自己犯下的第二宗谋杀罪提出上诉,上诉过程中,辩方又拿出相同的大脑扫描图,提出另一套说法:派雷拉精神发育迟滞。
   上诉法庭的法官认为,神经心理学家的证词“极具说服力。”前后的诊断不同,却都使用相同的大脑扫描图作为证据,而且居然还都得到了认可!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两起案件都是在2002年“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之后裁定的。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将精神发育迟滞(弱智)的人处以死刑,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因为这种惩罚残忍且有违常规。首席大法官斯卡利亚对阿特金斯案做了如下总结:
   申诉人达里尔· 雷纳·阿特金斯一整天都在喝酒、吸食大麻,之后,他和犯罪同伙驱车去了一家便利店,意图抢劫一位顾客。受害者是兰利空军基地的一位飞行员,埃里克·内斯比特。两人绑架了内斯比特,开车到了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强迫内斯比特取出200美元。之后,两人又将受害人开车送到一处荒地。受害人乞求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按照同案者的证词(显然已为陪审团采信),阿特金斯吩咐内斯比特下车,等后者走了几步之后,就连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枪,击中其胸口、腹部、胳膊和腿部。陪审团确信阿特金斯犯有谋杀罪。经过重审……陪审团听取了申诉人自辩精神发育迟滞的大量证据。一名心理学家作证,申诉人有轻度的弱智,智商为59,“学习缓慢”……,在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显得“缺乏成功,”……他判断自己行为是否犯罪的能力是“受损”的,也无法使自身行为遵守法律……申诉人的家人提供了更多支持他精神发育迟滞的证据。弗吉尼亚州对辩方所提交的精神发育迟滞的证据做了反驳,并呈上了另一位心理学家的证词,“除了智商之外,绝对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申诉人] 有丝毫的精神发育迟滞”,并得出结论,申诉人“至少,有着一般人的智力”。陪审团还听取了有关申诉人此前所犯16次罪行的证词,其中包括抢劫、企图抢劫、绑架、使用枪支、致使他人伤残……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对申诉人的暴力倾向做了生动的叙述:他用啤酒瓶敲击一名受害人的头部……;他当着另一名受害人的脸挥舞枪支,并用枪敲击她的头部,使之倒地,然后扶她站起来,又一枪击中她的腹部……
   陪审团判申诉人死刑。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确认了对申诉人的判决……
大法官史蒂文斯撰写了最高法院的多数人意见书,他认为,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告无法理解死刑的两大主要理由:威慑和报复,因此,对其施以惩罚是残忍的、有违常规的。大法官没有论及死刑的第三点理由,也即使犯罪人丧失行为能力。总之,法律裁决是根据对当前法律惩处目标的信念来做出的。它并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也即由于被告大脑异常、可能无法形成意向等等。法律裁决还假定,任何存在某种程度“精神发育迟滞”的人,都没有能力理解“罪有应得”或社会的正误观点。
   大脑异常的故事存在许多问题,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做出了错误的假设。大脑扫描呈异常的人并不一定有着异常的行为,有着大脑异常的人也并不一定不能对行为负责任。责任并不位于大脑当中。大脑里没有责任区域或网络。一如我此前所说,有关责任的思考方式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是社会的契约。责任反映了社会背景下一个或多个载体互动中浮现的规则,以及希望人人都遵守固定规则的愿望。异常的大脑并不意味着人不能遵守规则。请注意,在上述案例中,罪犯能够制订计划,携带对执行计划而言必要的工具,明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能公开做,在到达无人地区之前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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